也对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带来了影响,经贸摩擦本身给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也是有限的

“在国际纺织服装领域,我们既是竞争者也是合作者。希望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合作之路走得更远、更好。”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会长曹甲昌在第三届加拿大服装纺织品采购展期间这样说。  当地时间8月22日,为期三天的第三届加拿大服装纺织品采购展在多伦多国际中心落下帷幕。来自中国、加拿大、印度、孟加拉国、乌克兰、巴基斯坦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70多家企业参加此次展会。  谈及眼下的中美贸易摩擦,作为此次展会主办方代表,曹甲昌对记者坦言,美国也是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市场的变化带来了不确定性,可能会对企业造成压力。  “但压力一直存在,不是现在才有。”曹甲昌说,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环保要求趋严,都给纺织服装企业带来了一定压力。作为传统产业的纺织服装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难免遇到更多挑战。  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朱献荣表示,近年纺织服装产业已出现向东南亚梯度转移的趋势。贸易摩擦可能会加快这一趋势,导致订单外移速度加快。他认为,企业需要更多更深地开拓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国际市场,同时加快在东南亚一带的布局、合作。  “我们的灵活供货能力比较强,”朱献荣说,通过此次参展,可与当地经销商产生更直接和深入的对接,掌握加拿大市场特点,了解当地流行趋势,从而推出命中率更高的产品。  内蒙古多家羊绒服装企业也参加了此次展会。内蒙古进出口企业协会秘书长冯宝刚表示,加拿大地广人稀,物流、人工等成本较高,但受美国市场影响大,消费者对羊绒产品的认可度正逐步加深。此番参展,正是考虑到这里市场增长的可能性。  来自江苏的常熟服装城跨境贸易运营中心执行副总经理沈轶君表示,今年有针对性地组织多家有积极意愿的企业前来参展,主要目的是在海外市场打开知名度、展现产品优势,同时推动企业转变过去内贸为主时期的一些固有观念,到海外市场摸摸底、开开眼界、找找差距,提高实效和信心。  曹甲昌说,纺织服装出口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纺织服装出口总体数量不断上升。但他坦承,中国纺织服装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过去两年已有所下降。2015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额占全球总份额的38.5%。2016年,这一比例降至36.7%。  “我个人认为中国纺织服装在全球的份额可能会继续有所下降,”曹甲昌说,“这不是我作为商会会长希望看到的,但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但他强调说,这是中国政府和纺织服装企业自身在推动“提质增效”、改进出口结构、推进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下降。全球采购商订单逐渐转向东南亚和非洲的战略变化,也对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带来了影响。  曹甲昌说,中国现在仍是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但他希望,通过更多的全球合作,把中国纺织服装产能转移为向全球提供纺织服装的服务。他相信,在中国政府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推动下,纺织服装业能够向全球消费品市场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除加拿大之外,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还在澳大利亚、美国、缅甸等地主办服装纺织品国际采购展。曹甲昌表示,打造这样的平台,是为了将中国优质产品更好地推向国际市场,同时吸引全球同行参与,更广泛地实现国际化的利益共享。  主办方初步反馈的信息显示,本届加拿大服装纺织品采购展首两日到场客户均超以往两届,且来自一些知名百货公司及服装品牌等的大客户明显增加。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日前发布的《关于推荐第三批绿色制造名单的通知》中,绿色供应链部分首次将纺织服装列入申报范围,鼓励行业中代表性强、影响力大、经营实力雄厚、绿色供应链管理基础好的核心制造企业申报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  近年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把“科技、绿色、时尚”作为纺织行业新的定位,倡导行业以绿色原料、绿色设计、绿色生产、循环应用为抓手,持续不断地推进纺织行业绿色发展。不过,纺织行业绿色发展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实践中需要不断改进理念,抓住重点,特别是亟待在绿色供应链发展上寻求更大的突破。  一、创新管理方式
强化协同转型  纺织工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能源资源消耗及污染物排放。根据2012年环境统计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统计的41个工业行业中,纺织业废水排放量23.7亿吨,居第三位;纺织业COD排放居工业行业中的第四位。  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加快纺织工业绿色发展,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还需要创新环境管理方式,特别是要加强市场化和社会化手段的应用,形成政府监管、市场驱动和公众参与的协同管理机制,打出一套组合拳,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供应链管理是一种基于市场的创新性环境管理方式,依托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形成的供应关系,以采购为纽带,通过核心企业开展的绿色供应商管理、绿色采购等工作所形成的正向激励,带动上下游企业绿色化水平共同提升。  就纺织行业而言,其产业链条长,制造过程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大;终端产品的季节性特征明显,而且属于易耗品,社会需求量大。通过打造绿色供应链,发挥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形成“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格局,可以对纺织产品设计、生产、流通、销售、回收、再利用、处理等环节进行环境管理,同时推动设计商、供货商、生产者、物流商、经销商、消费者等多方主体行为方式转变,进而形成环境友好型的纺织品生产和消费模式,降低纺织品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环境影响。  二、完善制度环境
引导企业大力实践  近些年,国家出台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纺织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绿色制造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等一系列政策标准,实施了绿色制造示范等支持项目,积极引导纺织等行业领军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纺织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试点,构建从原料、生产、营销、消费到回收再利用的纺织循环体系,培育绿色供应链示范企业。”
根据《关于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围绕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四个重点领域,开展了两批绿色制造示范工作,在刚刚启动的第三批示范工作中,绿色供应链示范领域新增了纺织服装行业,这对于发掘纺织行业优秀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树立行业典型,带动产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除了国家推动之外,一些第三方机构也开展了相关实践。2008年,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启动“清洁始于设计”项目,引导跨国服装品牌和零售商打造绿色供应链,以减少相关工厂产生的环境影响。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20多家印染企业通过相关改造,全年累计节水近400万吨,节煤逾3万吨,节省成本逾800万美元。  2014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共同开发了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用于评价纺织、电子等行业的企业供应链环境管理表现。《2017绿色供应链CITI指数》显示,H&M、GAP、阿迪达斯、耐克、溢达、李宁、雅戈尔等纺织企业打造的绿色供应链,已经具有一定的行业示范作用。  三、找准切入重点
全面提升绿色水平  从全球视角看,国外纺织企业率先将绿色供应链运用到实践中,一些跨国企业已经成为了行业标杆,或多或少地带动了产业绿色发展。从国内视角看,虽然已存相关政策标准,也出现了一些企业实践,但是真正从事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的国内企业还微乎其微。为了调动广大纺织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的积极性,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引。由于大多数纺织企业对于绿色供应链的认知度并不高,不知道是什么,更不知道怎么做。因此,主动延伸企业社会责任,并打造绿色供应链的纺织企业明显较少。为了引导企业参与,一方面建议组织行业专家及优秀企业深入地方,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等纺织企业集聚区,开展绿色供应链政策宣贯和经验分享工作,提高企业对此项工作的认知和理解。另一方面建议出台《纺织服装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导则》,率先以团体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形式呈现,条件成熟后再将其上升为国家标准,为企业打造绿色供应链提供模式参考;探索出台《纺织行业绿色供应链评价指标》,为政府或第三方机构发掘优秀纺织企业,提供更为客观的判断依据。  其次,形成稳定的正向激励。推动纺织工业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多个环节、多方主体、多项制度、多个机制,很难一蹴而就。其中,生产环节最为关键,上游企业的绿色生产是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重点。推动纺织品绿色生产,最为重要的是降低水耗以及减少相关污染物排放。为此,需要开展生态设计、改进生产工艺、购置先进的环境治理设施等工作。但这对企业来说,往往意味硬投入,而且这些投入会沿着产业链逐级传递,最终体现在终端纺织品销售价格上。从全生命周期看,绿色纺织品的环境影响降低了,但是其价格却升高了。在尚未形成绿色消费氛围的现状下,绿色纺织品很难获取市场竞争优势。为破解此困境,在加严环境执法及司法力度的同时,还应形成稳定、持续的正向激励,特别是加大对绿色纺织企业的税收减免,以及放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审批门槛,使企业能够从绿色行为中受益,以此调动起广大纺织企业参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的热情。  再次,抓好工作的关键环节。纺织品产业链条较长,涉及纤维制造、纺纱、织布、印染、制衣、水洗、包装等多个环节,当然不同环节的生态环境影响也会有所差别。其中,印染环节的生态环境影响最大。因此,应抓住问题的关键,重点引导印染品采购企业去打造绿色供应链,以此可以带动印染企业提升绿色生产水平。此外,生产终端纺织品的企业也需要重点关注。与产业链条上的其他企业相比,这类企业处于产业链末端,对整条产业链的带动性较强,若能建立起科学的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可以对产品设计、生产、运输等环节进行全面环境管理。在锁定这两类主体后,可以引导市场份额占比较高的企业率先去打造绿色供应链,以取得事半功倍效果,最大程度带动全链条绿色化水平提升。除生产企业外,大型电商平台、超市及商场也具有较强的行业带动性。这是因为终端纺织品主要在这些大型平台或场所销售。通过引导这类主体去打造绿色供应链,特别是把好绿色采购关,对供货商进行科学管理,可以将激励效果逐级传递到纺织品生产及物流企业,带动相关企业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美方挑起贸易战,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中方的反制会给企业和老百姓带来多大影响?我们会用什么办法来对冲这些影响?  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确立3个认识层面。一是无论美方加征关税,还是中方被迫反制,中方在这场经贸摩擦中都是受害方,因此受到冲击和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对此不必讳言。冲击和损失最后有多大,取决于中美经贸摩擦事态的发展,取决于中方能否有力地制止美方的讹诈施压,更取决于包括美国企业和人民在内的世界各方深刻认识到“贸易战无赢家”的现实。二是即便以最极端的情况推算,经贸摩擦本身给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也是有限的,主要集中在制造企业,国内消费者受到的冲击有限。三是中方对经贸摩擦的影响,除了此前充分考虑了进口产品的替代性之外,还保持着动态评估,并不断完善政策组合以期将企业损失降到最低。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目前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冲击有限、影响可控。成败的关键,主要在于我们能否坚持既定的政策方针不动摇,能否有效地稳定负面冲击对预期的影响。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经贸摩擦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经济的外部风险和下行压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人员的初步预测,如果美国对我国500亿美元商品开征25%的关税,预计影响我国GDP约0.10%到0.12%;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对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预计影响我国GDP约0.20%到0.25%。贸易战带来的影响是存在的。不过,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有应对冲击的足够能力。2017年经济增长中内需贡献超过90%;贸易依存度下降到33%,低于42%的世界平均水平。仅就经贸摩擦本身来说,这种冲击是有限的。  从企业层面看,经贸摩擦对部分外向型企业有冲击,可能带来成本增加、订单下降等问题,企业面临减产歇业、调整重组的挑战。电子通信、电气机械、木材加工、化学产品等行业企业受影响相对较大。不过,同时要看到,一方面美国对我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将逐步向着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下游传导,最终结果会由出口商、上游原材料和零部件供货商以及美国采购者分担。另一方面,我国商务部已明确表示,在反制措施中增加的税收收入将主要用于受损企业及员工、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构等,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下半年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这也充分反映出中方对经贸摩擦的充分评估和积极应对。  从国内消费看,中美经贸摩擦带来的影响可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并不大。比如大豆,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占比已经不到三分之一,而且美国大豆在我国只能用来榨油,表现在豆油价格上可能会上升。我国现在进口一吨大豆加上关税的价格为3750美元,比原来多了750美元,平摊到每公斤豆油价格可能高几元钱,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不大。不过,去年进口猪肉价格为每公斤10元至11元,今年加征关税以后为每公斤17元多,猪肉价格上涨会带来一定影响,但牛羊肉、鸡肉、鱼肉等都可以替代。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对经贸摩擦冲击的疑虑还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汇市的波动,另一个则是对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的疑虑。这需要客观冷静看待。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经贸摩擦的影响固然存在,但也并非主因。股市波动主要是受心理等因素影响,汇市波动主要是受美元走强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有些影响是来自周期行为。更何况,当前股市汇市波动的幅度,与过去几年相比并没有更明显的变化。因此,重要的任务仍是稳定预期。从基本面看,我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资本市场有充分的条件健康发展。  对高科技创新的疑虑则受中兴事件影响较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承认在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与美国存在的差距,但同时也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差距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客观看,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起步晚,赶超差距大,在不断努力的同时要冷静评估现实情况。我国创新企业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位,并首次进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全球创新指数前20强。唯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才能早日迎头赶上。  总的来看,目前经贸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可以用“有影响,可控制,需应对”来概括。在应对中美经贸摩擦问题上,自夸自大也好,自怨自艾也罢,盲目自信也好,一味恐惧也罢,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发展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才能最终克服这个前进路上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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