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率也从2008年以前的超过10%下降到如今的约7.5%,妥善处理好新棉销售、储备投放和进口安排之间的关系

国家将在下个棉花年度暂停储备棉投放,以引导企业积极收购加工销售新棉。2015年将根据国内供需形势妥善安排棉花进口,除发放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89.4万吨关税配额外,原则上不增加发放进口配额,以引导国内纺织企业多使用国产棉。  这是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25日作出的决定。当日,发改委、财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召开全国棉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分析新年度棉花产销形势,并部署改革棉花购销等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刚刚过去的2013棉花年度,国家通过落实临时收储政策、适时投放储备棉、合理安排棉花进口等措施,有效保护了棉农利益,保障了纺织用棉需要,维护了棉花市场平稳运行。今年初,国家启动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同时在全国范围取消临时收储政策,实现新棉价格主要由市场形成,逐步构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棉花购销新体制。  会议预计,新年度国内棉花需求将有所恢复,当年国内产需缺口呈扩大趋势。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妥善处理好新棉销售、储备投放和进口安排之间的关系,保护农民利益与提高纺织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市场形成价格与政府改善调控之间的关系,引导市场棉价在合理区间运行,保持国内棉花供求总量平衡和市场基本稳定。

9月25日上午,按照国务院部署,发改委等八部门召开了“全国棉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做了题为《引导稳定市场预期做好新年度棉花工作》的讲话,财政部、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供销合作总社以及农业发展银行等部门和单位的领导,分别就各自领域发表讲话,部署工作。至此,2014年度棉花政策及工作安排全部就绪。尽管全球棉花供过于求的格局没有根本改观,尽管市场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但国内的政策和市场环境已经明朗:一是停止储备棉投放,为新棉购销留出空间。只要棉花市场没有出现供不应求且价格较快上涨的情况,储备棉将不会出库打压市场;二是合理安排棉花进口。除了发放关税内配额外,原则上不增加发放进口配额,鼓励纺织企业多使用国产棉;三是制定工作预案,防止“卖棉难”问题。当国内棉花价格过度下跌、出现“卖棉难”时,国家将采取必要措施,引导支持大型棉花企业等市场主体积极入市收购,稳定棉花市场;四是加强对棉花期货市场的监管。在引导涉棉企业积极参与棉花期货的同时,严厉打击利用期货市场过度投机炒作行为。今年是国家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改革的第一年,事关全局,意义重大。国家有能力、有办法维护正常的市场环境,全力确保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取得成功。从三年收储到回归市场,从棉农到企业都有一个适应过程。今年棉花产量大局已定,国内产需形势基本明朗,调控政策已经明确,当前的关键是解决信心问题。一个成熟的行业,在面临复杂形势时,需要理性判断,需要树立信心,需要携手并进。大局已定,开秤收棉。棉农要把握好售棉时机,适时交售棉花;棉花企业应以合理价位积极入市收购,获得稳定资源,加快资金周转,做好风险控制。最后,提醒业内各方关注棉花质量。中国棉花协会将在新年度定时发布棉花质量差价,引导企业和棉农重视棉花质量,做好“四分”工作,排除异性纤维,真正实现优质优价。

中国经济启动了结构再平衡进程,增长率也从2008年以前的超过10%下降到如今的约7.5%。这是否就是中国的“新常态”,还是未来十年内会出现更低的增长?  中国经济在出口部门方面的再平衡显而易见。出口增长从2001-2008年间的年均29%下降到低于10%,使得国外需求作为增长引擎的作用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要。  制造业就业和产出占总体的比重在去年开始下降。在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占据了总体经济增长的超过一半。因此,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从2007年占GDP超过10%的顶峰,迅速下跌到如今的大概2%,这一再平衡帮助改善了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事实上,近年来劳动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上升———这也直接反映出制造业的收缩和服务业的扩大。  这同时也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区域性再平衡:占中国出口总量超过85%的沿海省份正经历着最显著的放缓过程,内陆省份则维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基尼系数(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数,其值在0和1之间,0表示收入分配极端平等而1表示极端不平等)从2012年的0.52下跌到了2012年的0.5。  推动这一转变的是两大基本因素。一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需求下降,迫使中国开始调整自身增长模式。二是中国人口结构的不断转变。处于16-65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10年达到最高的72%后逐年下降。而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自2012年后不断减少。  同时,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之中,在2001-2008年间约200万人脱离农业寻找城市制造业工作。近年来这一进程持续放缓,而农村地区则吸收了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5%,这些似乎体现出中国更低的增长率。事实上,依靠中国过去的增长记录去预测未来的经济表现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仅仅是因为劳动人口方面出现重大转换,还必须认识到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在2010年以前劳动人口数量增长率对生产增长的贡献很可能被高估。这使得随后该比率的下跌成为测定经济负面影响的一个不准确手段。此外,这一手段忽视了中国在未来20年间享受的教育红利,因为新一代劳动者正不断取代老一辈。按照这一情况,50-60岁年龄段中国人的收入/受教育程度比率只有20-25岁年龄段的一半。换句话说,新一代劳动者的生产力将是临近退休者的一倍。  事实上,中国国民的教育水平正不断提升。到2020年,在大学求学的18-22岁青年将占到该年龄段总人口的40%,而目前为32%。这种人力资本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劳动力的净流失。  同时,中国的低退休年龄(女性50岁和男性60岁)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只需在未来每十年将退休年龄提高半年就足以补偿每年约250万劳动力的流失。  还有另一个趋势在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繁荣。虽然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降低,但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才能降到低于40%———按照国际标准来说这一比率依然较高。同时资本存量也会维持较高的增长率。  最后,因为人力资本迅速增加和研究投资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创新能力正在稳步提升。明年中国的研究支出将相当于GDP的2.2%,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基于这些趋势并假设一个持续的劳动参与率,预计中国在未来10年的潜在增长率将在6.9%-7.6%之间波动,平均为7.27%。这个数字或许比1988-2013年间的年均9.4%低得多,但相对于全球标准来说这已经足够。如果这就是中国的“新常态”,那么依然会是个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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